“文革”之后，我国美术界的第一件大事，是“法国十九世纪乡村风景画”的来华展出，时刻是1978年3月到4月。展出地址在上海中苏友爱大厦二楼东南大厅。这是“文革”后外国西洋名画来华的第一次，政府极为注重，决议选拔一些优异的中青年画家在画展期间描摹原作。授命参加这次描摹作业的有夏葆元、魏景山、陈逸飞、王永强、赵渭凉等十几位其时上海闻名的油画家。

  夏葆元狷介，从不钻营拍马，因其性情毕业时被嫉贤妒能的赤色领导分配到工艺美术研究室任艺术辅导，与专业绘画脱节。除了1971年末被选参加《黄河组画》创造外，到八十年代初那么绵长的年月，一向无缘参加体裁性的油画创造。所以，葆元便攻素描，犹如肖斯塔科维奇无法写自己的交响曲而攻于四重奏一般。葆元的素描信手拈来，处处可见他的才华，笔笔但见他处世漠然之性情。

  在他家中与他单独共处之时，谈着谈着，他会拿起笔来。整个七八十年代，葆元用炭精条所作的许多人物写生成了画界追崇的典范。那时候，外界一大批学画的，都捧着二三版模模糊糊的葆元素描相片描摹。

  葆元1981年第2次为我妻子作画，作为给我成婚的礼品。葆元曾先后借此画于三处展览，也曾在上海的《美术丛刊》宣布，取名为《新娘》。魏景山对此画推重之至，以为这是葆元其时最好的一幅画。

  魏景山，一个彻底的艺术家，为人忠厚诚实，从不把功利位置放在心上，他的著作向来受绘画爱好者崇拜。

  与陈逸飞雷厉风行的苏派绘画风格天壤之别，魏景山描绘详尽宛转、充溢人文气味的抒发。虽然他们师出同门，但景山好像从欧洲绘画与音乐中吸取了更多营养，加上他杰出的艺术气质，使他的绘画与那般苏派风格的同学拉开了间隔。景山对艺术的寻求，犹如他在描绘我国闻名数学家陈景润的巨幅肖像画相同，远离政治纷争而专心于艺术。在画布面前，景山只想到怎么描绘才会更令自己满足，而从不介意功利位置与坐次。真实的艺术家本应是这样的，不是吗？

  林旭东的素描，尤其是他画的石膏像素描，肯定是国内美术界的极品，无人可比。旭东出生于国外，幼时随父回国，“文革”插队时既已名声大噪，“文革”晚期与葆元一起协作连环画使他的姓名更为嘹亮。旭东具有导演天分，他脑中的电影理念比绘画更激烈。旭东与葆元的连环画创造，旭东是总策划。但旭东的绘画艺术有时会有较大落差，偶然会出几张好像较为天真的著作。这种古怪现象后来在他报考中央美院时引起一些人的疑问。

  那年，他的考龄已到极限，但考成仍不甚抱负。一日，美院孙景波教授见门房老头拿了一叠未选取通知书和退件正要寄出，见旭东的也在其间，便说：“此人的不能退，他若退了，今后咱们中央美院会丢人。”

  从“文革”晚期开端，父辈一些资产阶级亲朋开端彼此走动，我家成了上海几个艺术家们常来常往的艺术沙龙之一，好些当红的青年画家和作家都在我家看到过一幅油画，那是张充仁先生1944年所作的《大理花》。

  记住陈逸飞站在画前看的时刻最久，并说仍是老画家的东西好；韩辛初次看到该画，对居然能在此见到张的旧作感到非常惊奇和振奋；葆元用他那惯常的戏弄口气说：“哦哟，仍是原作诒哉。”好些人都为我家通过“文革”清洗还能保存此画感到幸亏。

  法国画展已过去了多年，以上我讲的几位当年上海美术界人物中除了林旭东，其他几位都在80年代先后赴美，通过多年打拼后又先后重返故乡，集居于从前斗争过又光辉过的上海。他们中的逸飞已单独先行离去，当年叱咤风云的精英们也都已是花甲以上的白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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